卡车e族
凌晨两点，服务区的“老王”与手机里的“未来”。王建军（化名）拧开保温杯，一股浓烈的茶味混着倦意冲进鼻腔。他今年45岁，开重卡跑长途已有22年。车窗外，服务区灯光昏黄，一排排和他一样的“钢铁巨兽”在沉睡，车里躺着的是一个个疲惫的灵魂。
他划开手机，一条科技新闻弹窗赫然在目：《无人驾驶重卡成功完成3000公里商业化货运测试》。视频里，一辆外形极具未来感的重卡在高速公路上平稳行驶，驾驶位上空无一人。画外音用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着：“AI算法历经百万公里学习，可应对99%以上的路况，运输效率提升40%，燃料成本降低15%……”
王建军没看完就关掉了视频。他把目光从冰冷的屏幕，挪向自己布满老茧、紧紧握住过22年方向盘的双手。一种从未有过的荒谬感和危机感，像服务区凌晨的寒气，悄然钻进他的心底。
他所代表的，是身后近3000万的同行。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，用无数个不眠之夜连接着每一座城市，但现在，一个看不见的“终结者”，正准备接管他们最熟悉的驾驶室。
“我们的目标，是构建一个更安全、更高效、更经济的智慧物流网络。”在城市另一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，某智能卡车品牌总监李薇（化名）自信地展示着PPT上的数据。
在她和所有技术拥抱者看来，人类司机是物流环节中“最不稳定”的因素：他们会疲劳、会分神、会路怒，需要休息，还会因经验不同而导致油耗差异。
“自动驾驶不会。”李薇说，“它能7x24小时不间断行驶，通过云端协同，实现最优路径规划和队列行驶，将油耗降到最低。最重要的是，90%的交通事故源于人为失误，AI能从根本上提升道路安全。”
这套逻辑无懈可击，冰冷且完美。但在王建军这样的老司机看来，运输远非“从A点到B点”的数学题。
“自动驾驶知道前面堵车，它会绕路。但它知道怎么和难缠的仓库管理员打交道，让他先给你卸货吗？”王建军反问，“它知道半路轮胎坏了，哪种补法能让你撑到下一个维修点吗？它知道遇到地方的‘路霸’，递上一根烟比按喇叭更有用吗？”
这些无法被量化的“人性经验”和“江湖智慧”，是司机们20多年来在公路上用汗水甚至泪水换来的生存技能。但在追求效率和标准化的资本与技术面前，这些技能，似乎正变得一文不值。
资本追逐利润，天经地义。对于拥有庞大车队的物流公司而言，无人驾驶和新能源（电动/氢能）卡车的诱惑是致命的。
“一名长途司机的年综合成本（工资、社保、食宿）至少在15万-20万。而一套自动驾驶系统的采购成本，也许5年内就能通过节省的人力成本和燃料成本收回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物流企业高管坦言，“一旦技术成熟，法律放开，‘无人化’是大势所趋。这不是选择题，是必答题。”
这道企业的“必答题”，却是王建君们的“生死题”。
“我们这一代人，除了开车，啥也不会。”王建军的语气里透着无奈，“我23岁就上了车，拿命换钱，供孩子上学，在老家盖了房。你说不让我开车了，我去干嘛？去当保安？一个月三千块钱，房贷都还不上。”
他的困境，是整个司机群体的缩影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40、50岁的中年男性，文化水平不高，是被这个时代“焊”在驾驶位上的人。技术的浪潮袭来时，他们没有转圜的余地，甚至连学习新技能的时间窗口都非常狭窄。
我们不能，也不应该去阻挡技术的进步。无人驾驶所描绘的更安全、更高效的蓝图，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方向。
然而，技术的狂飙突进中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关键问题：进步的代价，应该由谁来承担？
当资本为节省成本而欢呼，当科技为征服新场景而喝彩时，我们不能对那3000万个可能被“优化”掉的司机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视而不见。他们的今天，或许就是未来更多行业被AI取代的“我们”的明天。
技术本身是中立的，但推动技术应用的企业和制定政策的社会管理者，必须是有“温度”的。在通往“无人化”的漫长道路上，需要建立的不仅仅是5G基站和数据中心，更需要为这数千万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和一条退路。
王建军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他不知道那个“方向盘前的终结者”何时会真正到来。他只知道，在它到来之前，他必须握紧方向盘，踩下油门，为家庭，也为自己的职业尊严，跑完这最后一程。
而我们整个社会，都欠他和他的同行们一个更稳妥、更有人情味的未来。
